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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动批陷外迁传闻租户哪能说走就走

2019-10-21 07:18:05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北京“动批”陷外迁传闻 租户:那能说走就走

人流是从早晨5点开始聚集的。清晨,他们从周边的小区和旅店走出来,从北京市的街边和小铺走出来,扎进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的几栋高楼里,人们更习惯简称这儿为“动批”。

北京“动批”是尚在沉睡中的城市最早苏醒的神经。在几条并不宽的马路上,叫卖声、拉客声、汽车鸣笛声和手推车与凹凸不平的地面摩擦的声音一同灌入耳朵,让“动批”绝不仅仅只在视觉上显得“乱”。

这种“乱”在北京寸土寸金的二环三环之间已经存在了至少27年,成为这个臃肿的特大型城市的一部分。当这座城市对于区域规划和产业升级的追求日趋强烈时,昔日活跃在市中心的批发市场不得不面临外迁的终极命运。

在12月23日开幕的北京市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上,市委书记郭金龙说,人口无序过快增长、大气污染、交通拥堵、部分地区环境脏乱、违法建设等问题,已严重影响到北京的可持续发展

,影响首都形象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,必须痛下决心进行治理。

这种治理包括“加快退出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和资源环境要求的产业,继续淘汰高耗能企业、一般加工业企业和服装、建材、小商品等批发市场。”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同样表示,“对一些服装市场、小商品市场、建材市场等聚集人口过多的业态,要加大从中心区调整退出力度。”

这条消息让王维平很兴奋,他是北京市人大代表,也是深受批发市场之扰的居民。据他调查,北京东西城区的小商品市场吸纳了20万外来人口,外迁能减轻中心城区资源、环境、交通的负担。

但对于这“20万”外来人口和背后的家庭,以及他们依附的商城投资经营者来说,外迁并不是一件“痛快事”。

真的要搬了?

这一轮关于“动批”外迁的消息最早由一家媒体披露,他们称通过内部获得的报告显示,北京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11月中旬向有关部门报告,“动批”已经不适应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需求,建议外迁。

北京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是西城区人民政府刚刚成立的机构,由副区长孙硕担任总指挥,西城区地方税务局局长李玉庆担任常务副指挥。这个在地图上还无法搜到的机构专门负责西城区的产业升级改造。“动批”的直接主管——展览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说,“现在‘动批’的事情全部由指挥部统筹”。

在“动批”附近的某宾馆6楼,一块写有“北京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”的黄底红字牌子挂在楼道里,并不起眼。几间办公室由于刚刚结束的搬家而有些凌乱,每间办公室的墙上都挂着一幅河北省的行政区划地图,中间是被包围的北京市。

“北京市政府、区政府没有通过任何官方途径发布过‘动批’要搬迁的信息,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,我们也在核实是那个部门透露的消息。”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郭乃文说,自己并未听说过上述报告。

“动批”所属的展览路街道也无法给出肯定的答复。“产业升级的安排肯定有,但‘动批’外迁与否和具体的时间表还不能确定,”展览路街道办事处宣传部刘淑华科长说,“这其中有很多实际工作的问题有待解决,需要时间来规划。”

12月24日,北京市规划委确认,北京已启动“动批”、大红门、十里河、新发地等4大商业交通堵点治理的前期工作

,并已开始对本市100多个小商品零售市场的整治和外迁研究。“动批”最终要迁出中心城区,但迁到那里,京郊还是河北,尚无确切消息。[1][2][3]下一页“那能说走就走”

在北京,一提到“动物园”,除了它本身的含义之外,也指一片由10个左右商城组成的服装批发市场。逐渐积攒起来的人气儿给这里贴上了热门景点的标签。像一块镶嵌在北京二、三环之间的磁铁,“动批”吸引着周围的买卖人和游客。从最初的地摊、铁皮大棚,到后来的“退路进厅”,“动批”经历了几次变迁,但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却一直没变。

陕西榆林的店主蒋磊又来“动批”“补货”了。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四次,他带着黑色的大号塑料袋和手推车,往返于榆林和北京之间。“西安也有服装批发市场,但绝大多数店主都去那里上货,再好的衣服又咋样?”就像“星期八服饰”的店名一样,蒋磊的衣服要走差异化路线。29岁的他每周都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北京,从“动批”带走100多件衣服,留下2万多元钱。

“补3条上次的裙子,729拿4件。”蒋磊熟稔衣服的货号,在长久维持的买卖中,他与“动批”商铺的导购保持着微妙的关系。“你不能全听她们跟你说怎么搭配好卖,但跟她们搞好关系就可以通过知道些动态。”

在“动批”的买卖生态圈里,几乎所有的导购穿着的衣服都挂着吊牌——这些年轻的姑娘既要拉拢客人,又身兼模特。因为不允许试衣服,买家会参考导购的穿衣效果。颜色艳丽的衣服包裹着她们的身体,脸上扑了一层厚厚的妆,她们对来往的人群或热情或机械地喊着“到里边来看看吧!”

遇到熟悉的老主顾,她们会亲切地攀谈几句题外话,之后迅速找出买家需要的衣服,麻利地为它们穿上塑料包装,扔在门口等待一起打包。一单生意即将结束,她们拿出单子写下货号、单价和数量,计算器和账本一同被贴在硬纸板上,手指飞快地摁出总价,交钱拿货,买家的手推车上又多了一个大袋子。

尽管人声喧阗,但一笔又一笔的买卖,就在买方和卖方达成的巧妙默契中,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

尤其是每一天的上午,导购姑娘们忙得像陀螺:招徕生意、应对顾客、算账结账。从早晨6点开门迎客到中午片刻休息,她们挤在狭窄的商铺内吃午饭。地上铺着报纸,报纸上放一个马扎,马扎上是麻辣烫、炸串、牛肉面或是其他一些便于买到的食物。她们蹲在一旁,一边往嘴里送食物,一边盯着门前偶尔路过的客人

,寻找兜售机会。

几乎所有店铺的门口都贴着“招导购”的牌子,他们的月工资平均水平大约在3000元,也有极其出色的导购能拿到1万多元,没有周末休息,只有一个月一天的公休。他们大多租住在周围的小区。

“我不会搬,这里面大多数人都不会跟着走。”几位导购正聚在一起讨论“动批”外迁的。“谁会为了一件衣服跑那么远去买?”

“搬走?”蒋磊愣了一下,“搬走了,你还会去吗?”他停顿了一会儿,只回答了三个字,“不知道。”

像蒋磊一样吃惊的还有金开利德服装市场有限公司(简称金开利德)主管经营的副总经理杨锴。“动批”的几家服装市场的管理者均未收到“动批”要外迁的书面或口头通知。

杨锴担心的是如果搬到其他地方,没有如今的商业氛围,“‘动批’已经形成一个品牌,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。”杨锴说,“动批”在客流的高峰期能达到10万人,“这些客流肯定会带来消费。”

金开利德办公室主任于建西说,“自己搬个家,还不能说搬就搬呢,何况这么大的市场,从业人员、商城、商户都怎么办?”

“我们三年前花了8.8亿元买下这家公司的大股权,产权50年。现在市值起码翻了一番,要搬去的地方有没有这个价值?”于建西说,“举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例子,我们刚刚安装了一批监控设备,有30%的尾款没有付完,施工方刚刚还打问我们,是不是要搬走了。我们合同上的保修期是三年,如果真要搬,拆装、维护的费用增加了我们双方的负担。”

据他介绍,分散在金开利德的2000家商铺,少则投资20万元

,而在“动批”面积更大的市场,每家商铺的投资都是上百万元的。这些商铺有些买断了20年的经营权,有些则付了一两年的租金。

杨锴在“动批”已经活跃了十几年,他还记得第一次来这买衣服的情景,“便宜!买了一条裤子才5元钱,白底儿有红色边,当时觉得特时尚。”那时的他还在中专读书,一个月的奖学金有十几块,对于穷学生来说,“动批”是他们青春期里的美好回忆。

金开利德更希望“动批”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产业升级,做批发市场的一、二线品牌。“新开了那么多店,无序的状态,一是加强了我们的竞争,二是确实对周围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。”于建西坦陈,每到过年,“‘动批’像水洗了一样,没人。”但每逢五一、十一,地铁四号线的动物园站常常因为人太多而甩站不停车。

尽管同样忍受着人口膨胀的压力,杨锴还是不愿搬走,“新地方如果没有人去就是一潭死水,就怕最后形成一个泡沫,‘啪’一下就碎了。”前一页[1][2][3]下一页北京需要怎样的产业升级

北京市人大代表王维平说,市政府已经下定决心外迁这些批发市场了。他家就住在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周围,“晚上6点前不敢回家,太拥堵,白天车也开不出来,停车位被小商贩的车占满。”他所在的小区有一半被批发市场里的商贩租住,“人货混居,他们又经常在夜里上货,带来了消防、治安的隐患,而且扰民。这个小区与一墙之隔的小区的二手房相比,每平方米整整低了1万元。”

在王维平看来,这些低端产业、低端商品gn北京市的规划性质不符。核心市区人口过于稠密,造成严重的城市病,交通、住房、上学、就医、资源和环境都难以承受巨量人口带来的挑战。“东西城区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疏解了10多万本地户籍人口,又被外来的20万人口填充了,区里上交市里的报告显示,相关从业的外来人口有37万。”

王维平感叹,再不外迁,就要迁都了。“就像核心城区不能建钢厂、水泥厂一样,批发市场的业态不适合在核心城区。”

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舸同样赞成“动批”外迁,“每个区域适宜发展的产业不同,核心城区不应该有大型人流、物流密集的产业,外迁符合城市规划,使其更优化、更协调。北京目前的这类产业过度集中,周边的省市没有发展起来。”

杨舸补充道,对于区县政府而言,人口规划不是唯一的目的,政府需要GDP,需要财政收入,所以要与企业和开发商沟通协调,“这个过程肯定是痛苦的。”

“我认为不能把满足低端需求的批发行业等同于低端行业,也不能因为它产生了一些负的外部性就把它和低端行业划上等号,这是不公平的。从这个角度上讲,把迁出‘动批’定义为一种产业升级,帽子扣得大了。”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系主任林江说。“电商的崛起正在改变传统批发和零售业态,也正在弱化既有的这些批发市场的优势。在电商时代,批发零售行业对固定场所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少,迁离‘动批’的代价和成本已经不比从前,这可能是促成北京市最终决定迁出‘动批’的重要原因。”

在林江看来,为城市发展制定一个“产业清单”,发挥对城市产业升级的指导作用,是很有意义的。清单的内容需要不断调整,主要依据对产业外部性的评估。“动批”的正外部性在于带来竞争效应,以及提供选择便利;而负的外部性在于它造成的拥堵和混乱。只有在负外部性超过正外部性的情况下,才应当把它列入“负面清单”,限制其发展、引导其向外转移。“把批发行业列入这个清单,对比测算是不是充足、民众是不是支持,是有待商榷的。”林江说道。

“几个批发市场对北京整体经济的影响不大。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帆教授表示,从产值、就业的角度看,所谓的“转型成本”并不突出。但迁出批发市场牵扯到很多普通民众的利益,形成决策之前应当充分征求意见、讨论听证。“‘动批’在商业业态上是个了不起的产物,其商品分类的细化程度在发达国家前所未见。支撑起‘动批’辉煌的力量,就是它背后规模惊人的需求。”

虽然赞成‘动批’外迁,但杨舸更希望政府用经济导向的手段来引导,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。林江和张帆也持同样的观点,“‘引导’,就是‘动之以利’,要水到渠成,不能操之过急。”张帆说。杨杰

原标题:北京“动批”陷外迁传闻租户:那能说走就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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稿源:中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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