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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历者忆62年伊犁逃亡到了苏联才知祖国可

2019-10-09 22:47:52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  亲历者忆62年伊犁逃亡:到了苏联才知祖国可贵

  本文摘自《龙门阵》2011年第1期字号 作者:森奉 原题为:1962年,亲历伊犁大逃亡

  1959年秋,作为“右派”份子,我被“流放”到新疆。翌年10月,被新疆教育厅调派到塔城。

  塔城距乌鲁木齐千里之遥,紧靠中苏边界,晚上可看到苏联那边的灯光。这里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,有维吾尔、哈萨克、蒙古、达斡尔、回、俄罗斯等少数民族。城里有三所中学,其中两所是民族中学,我所在的塔城三中是一所汉族中学。校长是一位和善长者,对我很客气,生活待遇与其他教师一视同仁,教师对我也很友好,看不见异样的脸色。跟教育厅比,判若两个世界。

  校长为安排我的工作颇感为难,他坦诚地对我说:“你现在的处境怎么敢叫你教语文,可不可以改教数学?”我如实相告,我没有这个能力。于是只好安排我到教务处,做些了解教学情况的工作,每天的工作就是听课。听课后要跟上课教师交换意见,还要向教导主任汇报。

  这样,我不成了管教师的人了吗?显然与我身份不符。再有,我虽然从教育厅调来,但对教学是一窍不通,怎敢对别人指手划脚?因而给我心理上造成很大压力。没办法,只好热炒热卖,找来几本教学法书籍,记了些新名词,煞有介事地和同事们商讨起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问题。不过,这时我已吸取教育厅的教训,牢记不要“乱说乱动”的训示,交换意见也好,汇报也好,我总是挑好的说,抹得上下都满意。生活教会了我圆滑世故。

  过了三个月,精简下放运动从自治区发展到地市县级,学校也属精简范围,领导要求每个教师都要写申请,表决心,我当然也不例外,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递交了申请书。不到半月,学校宣布我的申请已被光荣批准,而且是唯一被批准的人。

  感谢校长这位好心人的苦心运筹,可能是怕直接点我下放会使我感到难堪,才搞了这个人人写申请的庄严过场。其实他们心中早就有数,我这个被教育厅视为多余的人,在这边陲小城也是一个多余的。

  我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。只要头上有这顶帽子什么不幸都可能随时降临,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?我的直接上司教导主任是位心地善良的老大姐,积极为我张罗下放地点。她爱人是塔城县蚕书记兼十月公社党委书记,她说就到她爱人那个公社去,日后也好有个照顾,而且那里还有自治区科委几个下放汉族干部,可以住在一起作伴。自从打成右派以来,这是第一次遇见这么关心我的人。

  老大姐的关爱大大缓解了我被抛弃的孤独感。我振作起精神,用发给我的最后一笔三个月工资,买了几十本农业科技书籍,决心弃文务农,在广阔的田野上去重写自己的青春。从那天起,我就和单位彻底脱离关系,一无所有,成为赤条条的一介农夫,我的生活阅历也从狭小的单位扩大到纷繁万象的下层社会,让生命去接受更惊心动魄的考验。

  十月公社离塔城40多里,我落户的新光大队一队是个农业队,离公社又有20余里。村子坐落在一个山口前,背倚巍峨雪山,面临波状莽原,用今天眼光看,那是一处风景绝佳的旅游胜地,但当时我是一穷困潦倒的流放者,那有闲情逸致去欣赏美景!我被安排到生产队长家居住,主人是哈萨克族,能说简单的汉语,夫妇俩加一个小女孩,三口之家。男主人剽悍爽直,女主人文静温柔,夫妻性格迥异,但相处甚得。

  他们待我如亲人,照顾有加,劳动安排拔草等轻活,能干多少干多少,伙食不是牛奶煮面条,就是炖羊肉,比在单位强多了,不到一月,我就红光满面,精神焕发。特别令我感动的是,他根本不在乎我的贱民身份。我如实告诉他我是右派,他说公社已经通知过他了。他问我什么叫右派,我觉得简单几句汉话回答不了他的问题,就打比方说:“右派分子就是你们这里从前的巴依(哈语”地主“音译)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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