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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模式:儒家式现代秩序

2019-12-04 18:44:43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 

关于广东模式,学界多有论说。一般认为,广东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较多的市场机制、社会自治、改革精神。独立学者,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姚中秋近日发表题为《钱塘江以南中国:儒家式现代秩序 广东模式之文化解读》的文章提出,广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,乃是因为,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,广东历届领导人积极地推进改革开放,具有改革精神。

广东改革精神从何而来,原点在哪?作者以为,广东模式的真正价值在于儒家与现代于相契中共生。对广东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,应保持足够的文化自觉。

儒家文化的内化与扩展

文章所说的 文化 ,即儒家文化,是春秋时期孔子所创,倡导血亲人伦、现世事功、修身存养、道德理性,其中心思想是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,其核心是 仁 ,并包括被人们普遍信奉的儒家价值,及这些价值所塑造、维持的种种制度,这些价值和制度创造与维持着特定的社会秩序,即 儒家式秩序 。

追溯华夏文明,最早形成于北方,尧、舜、禹之活动中心均在今晋东南。春秋时期,伴随着楚、吴之华夏化,华夏文明扩展到长江流域,并由此向南扩展。其中,战乱,包括汉末三国、晋末之乱、五胡乱华,以及唐末、五代大乱等,推动了人口向南大迁移。

作者认为,在此迁移过程中,本来处于华夏文明边缘的钱塘江以南地区,儒家化程度反而一跃成为当时最高者。他们扎下根,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组织。在此过程中,儒家士君子依靠自己的德行、治理技艺和资源,把分散的庶民组织起来,生产和分配公共品。作者由此初步得出一个基本命题: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组织。

为了生存,儒家士君子必然继续保持、甚至强化其组织化,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则是强化儒家文化对人群的渗透与支配程度。也就是说,儒家文化在南方的繁荣,不仅仅因为北方儒家之迁入,也因为这里形成了儒家文化内在的深化、扩展机制。

礼俗规范体现儒家价值

广东模式时常被人提到改革精神。然而,改革精神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?为什么广东官、民均具有较强改革精神?

作者认为,广东保存较多的儒家文化,它所塑造的社会结构对官员的约束,其实是广东官员群体中改革精神的文化 社会源头。这个改革精神不是新生的,也不是某个人带来的,而是广东的文化 社会结构所决定的。

作者说,至关重要的是,广东传统社会中,私有产权之界定与保护,以及与市场交易有关的种种制度,不是由正式的法律规范的,而是由地方性礼俗规范的。而礼俗规范的内核体现的正是儒家价值。

由此,作者得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: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地方,市场秩序必然最为健全。比如以祠堂为中心的宗族。

因此,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因果链条:儒家化程度越高的地方,社会组织化程度越高,交易成本越低,市场秩序越健全,财富生产效率越高,社会越富裕。

作者认为,在这层意义上,改革精神就是回归精神,这种精神是内生的,是由当地的文化、民情所决定的。

文化与文明的自觉

遍观全国,钱塘江以南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最为可取的:现代化是在既有的儒家价值、制度的包裹下进行的,这些价值和制度大大降低了这些地方的交易成本,因而,这些地方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,并且增长的财富主要被民众所分享。而这些财富反过来也支持了社会秩序,而不是撕裂社会。

也因此,作者认为,工业化、城镇化过程并未伴随社会解体与社会失序,由此而形成了 儒家式现代秩序 。广东模式的真正价值也正在于此,即儒家与现代于相契中共生。儒家传统绝非现代化的障碍,而是健全现代化的通道。正如孔子所说的,于 因 中有所 损 、 益 ,全盘重建只能是全盘破坏,而不可能有建设。

所以,构想广东之未来必须具有这样的视野,必须具有面向中国的现代秩序之文化与文明自觉和责任感。

作者说,思考广东的未来,当从文明演进的内部视角思考问题,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。广东的优势本来就不在于其速度,而在于其工业化、城镇化的合理模式,在于其比较健全的社会秩序,概括而言,在于现代化模式的健全性。

而这也恰是广东更为重大的历史使命:在思考如何让自己的秩序更健全的同时,以推动中国的现代秩序之成熟和扩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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